洗去国际油价异常波动的“浓妆”浴室柜

坚持用CFTC数据、传统微观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国际石油市场，将无法看清带有“浓妆”的国际石油市场、油价传导机制和资产配置时的风险敞口。

笔者在《掀开国际油价异常波动的“盖头”》（载于《中国石油报》8月13日第二版）一文中指出，在2003年美英对伊战争后，美国除了要给中东产油盟国一个所谓的“安全”环境外，更需要用高油价给在战时出钱、出力、出军事基地的产油盟国一个高油价实惠的回报，同时解决战时美联储大量超发的美元能在石油市场上沉淀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联储技术性地允许花旗银行的Phibro部门交易石油实物商品，从此确认了美国金融集团拥有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施展拳脚”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仅以中航油（新加坡）扣件倒闭事件为例就不难发现，该公司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在场外市场（OTC）建仓，卖出看涨期权，这恰好成为国际金融财团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在场内市场做多油价配置避险资产时的对手盘。在中航油（新加坡）发生亏损后，又在高盛的劝说下，不仅错误地进行了原有持仓的展期操作，还不断增加新的卖出看涨期权持仓。直到日本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简称三井）、高盛、英国巴克莱银行、伦敦标准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澳大利亚麦戈利银行等国际金融财团发起对该公司的“猎杀”时，其总持仓量已从200万桶增至5200万桶，是全球日消费量的65%。

从资产配置看，若三井等财团再与另外一家公司签订了与中航油（新加坡）相反的合同，则不仅风险敞口可由这两家公司自行封闭，而且在签订这两份不同合同时，只要掌握了定价权，使权利费少支多收即可实现盈利。但问题是，没找到第三家对赌的公司。所以，财团们的风险敞口只有到场内进行封堵店面装修。于是，他们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将资金投向场内市场并推高油价，使在OTC买进的看涨期权由实亏变成实盈。因此，OTC的价格就会传导到场内。

更何况在《撩开国际油价异常波动的“面纱”》（载于《中国石油报》8月27日第二版）一文中已经介绍过，美国许多国际著名的金融财团们都拥有石油实物头寸，在实现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时，也需要自身实物石油现货资产的保值和升值。所以，用石油金融工具推升国际油价的选项就成为金融财团共同的诉求与默契。

从场内交易看，即使三井等金融财团在做多原油时需要融资、交易等成本的支出，但只要国际油价能够上涨并超过其盈亏平衡点，在OTC签订的对赌盘毛利就完全可对冲掉成本的支出，甚至是获得净盈利。同时，这种交易也为场内做空避险套利者（如已有实物原油的仓储企业保值）提供了对手交易盘。至此，也就将OTC所追求盈利的目标通过场内交易完美地变现。这仅是用现代石油金融工具实现资产配置的一种策略，也是价格传导的一种方式。

从美国国内成品油消费市场看，芝加哥交易所集团（CME）为交易者们提供有大量各类型石油金融交易工具，可以通过众多产品的裂解价格差（Crack Spread）交易工具来锁定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上涨，使原油价格的涨跌与美国百姓和军方使用成品油的成本支出脱钩，进而美国政府根本不担心WTI原油价格的上涨，且又构成了另一种资产配置策略。

从成交量看，类似中航油（新加坡）与三井等财团在OTC签订的对赌交易盘不受美豆浆机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更不在其统计范畴之内。因此，国际各类型石油市场的交易总量早已远远超过石油实物商品的交易总量，而对价格的影响也同样在其资产配置中传导到了场内市场上。

从交易者类型看，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等金融财团由于有油气实物商品交易，所以，至今都以套期保值者的身份向CFTC申报交易数据，致使基金投资者、投机者，或是互换交易者的持仓变化都不能有效地反映出上述金融财团的实际交易情况和对油价的影响程度。而许多分析人士还在用CFTC发布的交易数据研究油价和市场。

所以，当我们乐此不疲地用CFTC数据建立油价预测模型，当我们孜孜不倦地用微观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去解释油价波动，当我们坚定不移地用场内市场的信息或地缘政治理论去佐证国际油价变动时，国际石油市场早已是全球化宏观层面的一员。若不用宏观层面的参数去研究国际石油市场，我们就不可能领悟石油市场的精髓，就会不断有中航油等公司去赴汤蹈火，就还会继续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所称的“鹦鹉经济学家”（即一只鹦鹉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因此，用CF汽缸TC数据、传统微观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理论是无法洗去国际油价异常波动“浓妆”的。（作者：冯跃威，为财经专栏作者）